在三人中，金莲文化程度最低，但是装得像，不知其可，在人前装作很懂文化，余哥不用说，自称什么都会，但是，什么都不精，自我吹嘘，已经迷惑住了刘小姐，对此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有困难，宁愿请外面的技工，也不愿淘气去找余哥。

余哥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，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来找他麻烦。

余哥凭借自己的所谓本事，也被齐老师呼来唤去的，比如家里的马桶坏了，请他去修，他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去修，不敢讨价还价。要挂窗帘子，或者要换窗帘子，需要在墙上打眼子，他就拿着刘小姐的电钻去，说知道，小电钻对付老墙，根本没有什么威力，余哥要求买一个，齐老师不肯，说：“将就着用。”

余哥在墙上打洞，非常辛苦，实在打不动了，就停下来。齐老师刚要发脾气，就有人来说，教堂上面要安装夜光的十字架，需要打眼，没有电钻。

齐老师说：“那好吧，去买一个。”

齐老师已经是神学院办公室主任，有这个权力，给办公室添置一些东西。买个电钻才400多元，对她来说，这个要求并不太高。

买电钻的不是余哥，是做夜光十字架的人。那人是河北来的，和齐老师是老乡。在牵扯到金钱的时候，老乡比外人认为是修马桶的余哥要亲，在关键时刻，老乡比同事还是要可信一些。

齐老师让余哥修马桶，安窗帘，有时去换换灯泡，打打杂，这些小事，齐老师不会亲力亲为，都是要发挥一下手中的权力，动用一下权柄，体味其中的滋味。

除此以外，懂财务的边瑛会计也深受其害，受到其役使。全体同事都被齐老师调遣过，而刘老师却不敢说半个“不”字，任其调兵遣将。那一次，边瑛会计还在做账，就被从岗位上调走，去帮齐老师家做卫生。边瑛是很爱干净的，这次吩咐她去，是齐老师故意所为。她明知边瑛的身体很差，弱不禁风，偏偏要派她去，目的是耍权威，让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人士掉价，好抬高齐老师自身的价位。目的很龌龊，手段很卑鄙，就是要拉开和同事的距离，好坐在高台上来当大帅，指挥手下的喽啰，饱尝权力的美味。

齐老师的家里很少打扫，到处脏的进不去人了，就让大家去帮忙打扫卫生。弄了一天，个个累得如散了架，走到门口，门卫师傅开始大骂齐老师：“什么东西！手里有点屁大的权力，还不放过。自己懒得屁眼生蛆，还叫别人来打扫自己的狗窝。”

齐老师权当没听到，昂首走过，不做理会。大家几乎都听到了这千古骂声，心里自是过瘾，全身的疲惫一扫而光，这老人真是恩人，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。

从那以后，齐老师再也没有让同事们去她家打扫卫生了，偶尔有需要，就请余哥过去帮忙，说是帮忙，实际是全忙，齐老师借口忙别的，啥事都不管了。

安排了去香港的人选，德志就收拾了东西，准备坐晚上的火车离开江城。德志住在中等城市，交通比较方便，什么时候都有车去到他住的地方。其他同事，就没有这个方便了，他们留下来，继续守着齐老师和刘小姐，听她们说着废话。

德志离开了办公室，赶到了火车站。离开车时间还有一小时，他就坐在长凳上，边等车边看书。看累了，就给妻子发一条短信，说晚上回家。

德志已经不在乎谁去香港，领导让谁去，就是谁的恩典；领导喜欢谁就是谁，谁也无权干涉。哪怕派一个高位截瘫的人去香港，也要尊重这位残疾人，他身体残疾，但心里要强，不肯服输，就让她去，回来后好在乡亲们面前吹吹牛，炫耀一番，也可以在老公面前，更加猖狂，让老公这一辈子都别想决定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她比她老公强，在国际大都市见过世面的，她的老公，这一辈都没见过香港是个什么摸样。

至于在同事们中间的反响，那就十足地证明，在这个机构，文凭和文化都靠边，专业和技能都是下等，惟有讨好卖乖才是真理，哄领导开心，才是正道。小小的机构，如此复杂；简单的家庭，几个人物，就把整个小环境弄得乌烟瘴气，住不成人了。

机构里所有的人都自称为基督徒，其中，齐老师还是牧师，竟让小人得志，让溜须拍马的人扶摇直上，让正人君子敢于仗义执言的人靠边站，让文化人等同于流氓，这样的领导怎样领导机构健康往前发展呢？

得志陷入了沉思，等看到人们起身排队，准备上车时，他才背起了背包，随着队伍的移动，他上了火车。上车之后，得志的心还是不能平息下来，真想不通，领导这样安排，就是银饰品起了作用吗？或者是肥鸡起了作用？得志什么都没送给领导，结果得到的就是这些，比如排挤，比如歧视，比如窝囊。

火车渐渐地离开了江城，速度加快了许多，一排排高楼向后面倒过去，夜幕慢慢落下，华灯初上，霓虹灯拉长了人和车的影子，德志想到快要见到家人，心情逐渐好了起来。